第一街

70至600年，拉比学者把宗教生活的中心从献祭转向经典、律法、祈祷与会堂。《密释纳》和两部《塔木德》在这五百多年里编成。

前586年至公元70年，犹太人先后生活在巴比伦、波斯、希腊化王国和罗马之下。第二圣殿立起又倒下，经典在这六百年里成形。

约前1200至前586年，迦南山地的村落长成两个王国，两个王国先后灭亡。国家没有了，共同体留了下来。

西班牙屡屡宣告破产，荷兰与英国以低息借债越打越强，法国困于卖官与包税，普鲁士以节俭供养军队。为战争付账的方式，决定了大国的胜负，也塑造了近代国家的财政制度。

从重装骑士到长枪方阵、长弓与火炮，军事技术的变化让战争越来越大、越来越贵，也逼着君主建立常备军和常设税收，改变了欧洲国家的形态。

印刷术让文本与图像可以准确复制，望远镜打开了新的天空，实验方法与学会期刊建立起公开检验的共同体。李约瑟之问也要放在这条线索里理解。

修道院的抄本保存了古典学问的残篇，12世纪的翻译运动让希腊与阿拉伯学术流入拉丁欧洲，新生的大学把它们纳入研读与辩论；中世纪后期的学者已在讨论运动、光学与地球自转。

从里斯本、塞维利亚、安特卫普到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美洲白银、大西洋奴隶贸易与特许贸易公司，把欧洲的经济重心推向了大西洋，也把明代中国卷进了第一个全球贸易体系。

威尼斯、热那亚、比萨与佛罗伦萨的商人经营东方贸易，发明了合伙契约、汇票、复式记账与海上保险，也为大航海时代准备了资本、人才和经验。

阿维尼翁之后，欧洲的君主一步步把本国教会握在手中，天主教国王与新教诸侯走的是同一个方向。宗教改革与1648年的和约，让“教随国定”成为欧洲的通则。

从格拉西乌斯的“两种权力”到卡诺莎与阿纳尼，中世纪的教皇与君主争夺了三百年最高权威。这场争论没有赢家，它留下的，是一个始终存在两个权威中心的欧洲。

以实验与数学为核心的科学方法、能长期低息借债的国家财政、把理性引向社会批评的启蒙运动。本栏目止于工业革命的前夜，也止于“大分流”的争论。

海外扩张与国家建设相互推动。美洲白银连起了欧洲、美洲与明代中国，火炮与棱堡让战争越来越贵，战争的压力逼出了常备军、常设税收和近代国家；1648年的和约为宗教战争画上句号。

人文主义者回到古典，改革者回到《圣经》。两场以“回到源头”为口号的运动借助同一项新技术——印刷术，走向了截然不同的结果：一个跨越国界的学者共同体，和一个沿着教派界线分裂的欧洲。

饥荒、黑死病、百年战争与教会大分裂接踵而至。一个半世纪的灾难之后，劳动变得昂贵，农奴制在西欧松动，国家学会了常设征税，教会的最高权威第一次受到公开挑战。

1095至1300年，欧洲人口大约翻了一番，拓殖推进到易北河以东，城市、大学、哥特式教堂与王国的法律体系同时兴起。今天欧洲的许多基本制度，都可以追溯到这两百年。

王权分散、领主林立、外族来袭之外，800至1095年也是基督教世界向北向东扩展、农业开始增长、教会与世俗权力开始划界的三百年。

476年只是后世选定的一条分界线。从日耳曼诸王国到查理曼加冕，西方用三百多年拆开又重组了罗马的遗产，东方的罗马则又延续了近千年。

“八次东征”只是后人的编号。教皇授权、十字誓愿与赎罪构成一套宗教战争制度，从1095年克莱蒙的号召开始，一直延续到16世纪。

圣殿、医院、条顿三大骑士团以欧洲各地的地产供养东方战线，解决了十字军国家缺少常备军的难题，也成为中世纪欧洲罕见的跨国组织。

从中世纪编年史、启蒙运动的批判和19世纪的浪漫想象，到朗西曼的悲剧叙事、赖利—史密斯的宗教动机、伊斯兰视角与殖民地之争：几代人怎样改写十字军史，附阅读书目。

国际秩序没有突然消失，维持秩序的默契正在改变。德国、英国、加拿大等中间力量，能为规则提供怎样的支持？

《倚天屠龙记》终卷，赵敏用最后一个承诺要张无忌画眉，周芷若在窗外提起他欠她的一件事。金庸在三联版和新修版里都没有给这部书写一场婚礼。

从泰勒的科学管理、单位体制、外企带来的职业化，到民营企业的效率竞争与平台算法，梳理中国企业文化几十年的变化，并借山姆与胖东来讨论企业该如何对待员工、消费者与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