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政策的两难

贸易的历史与人类文明一样久远。千百年来，人们靠贸易互通有无，经济由此发展，文化与技术也随之交流、传播。宋辽边境的榷场、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充满风险与机遇的「大航海时代」，都深刻影响了文明的进程，也伴随着一个个帝国的兴衰。

自由贸易的好处在于互利。各方交换自己擅长生产的商品，各取所需，都能从中获益。可是对贸易的限制和排斥，在历史上同样由来已久。

中国先秦的法家和儒家出于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小农经济的考虑，普遍主张「重农抑商」。汉武帝推行盐铁官营，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推到了顶峰，此后两千多年，中国贸易「官府主导，民间受限」的基本格局由此奠定。当时也有人看得清楚，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生动描写民间商业活动、推崇自由贸易，正是出于他对盐铁官营等政策的深刻反思。

如果说中国古代限制贸易更多出于内部治理的需要，那么对世界影响更深远的，是16世纪以来在欧洲兴起的重商主义。那时欧洲封建制度逐渐瓦解，民族国家崛起，原始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发展经济、扩张势力、发动战争，都离不开金银等硬通货。重商主义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它的道理很简单，凡是能增加金银收入的经济活动（如出口）都应鼓励，凡是导致金银流出的经济活动（如进口）都应限制，国家应当用关税、补贴等手段积极干预贸易，求得贸易顺差。后世给「大航海时代」贴了很多标签，但说到底，那些九死一生的航行、一本万利的回报，主要动机还是追逐金银这样的硬通货，贸易本身的利弊反倒成了次要问题。

重商主义把国际贸易看作「零和博弈」，认为一国之所得必是另一国之所失。这种狭隘的观念加剧了国家间的贸易摩擦和冲突，也为后来的殖民扩张提供了理论依据。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批判了重商主义，提出自由贸易理论，李嘉图又进一步发展出比较优势理论，但这些划时代的思想当时并没有立刻改变世界。此后两百多年，重商主义的影响始终挥之不去。

19世纪末，美国经历了一连串经济波动，其中1882—1885年的经济危机尤为严重。1890年，时任国会议员、后来当上美国总统的麦金莱推出《麦金莱关税法》，大幅提高进口关税，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重要影响。1890年代以后，美国完成电气化，经济长期发展，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1920年代，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镀金时代」。「镀金时代」奠定了当代美国政治经济生活的基本格局，但大企业垄断、贫富分化、政商勾结、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丑闻等社会矛盾也十分突出。有人把「镀金时代」的繁荣归功于关税保护，这实在缺乏经济和历史依据，却不妨碍一些人把麦金莱捧上历史高位，特朗普就是其中一例。

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很重的一笔。1930年，美国出台《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堪称《麦金莱关税法》的「升级版」，把平均关税提高到近60%。这项法案招致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报复，使经济危机全面加深、延长，也是希特勒上台的重要经济背景，成了美国历史上有名的反面教材。直到1934年罗斯福总统推行「新政」，出台《互惠贸易协定法》，《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的负面影响才逐渐消退。罗斯福的「新政」是美国贸易政策的一次重大转向，可以看作美国当代自由贸易政策的起点。

二战给人类留下了惨痛的教训，也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其中之一是国际社会深刻认识到国际政治经济多边治理结构的重要性。1941年，罗斯福总统提出建立联合国的构想。1944年，在美国举行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建立国际贸易组织的设想被提上议程，这个组织就是后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身。稍懂一点国际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地位有多重要。

二战以后的国际贸易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它从传统的互通有无发展为国际分工，产业间贸易逐渐让位于产业内贸易，原材料和制成品贸易逐渐让位于中间产品贸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全球化」。这一进步从根本上提高了劳动分工的水平和质量。纵观人类社会千百年，推动进步的原动力主要就是技术和劳动分工。中国汉代掌握了成熟的炼铁技术，经济领先西方千余年；英国发明低成本炼钢技术，成为工业革命的起源地；福特的流水线生产，让工业产品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全球化的反对声与文化冲突

凡事都有两面，「全球化」也一样。既然是分工，就必然有得有失，一国发展优势产业，必然也有相对劣势的产业。这并非简单的「零和博弈」，整体收益甚至远远大于损失，但对受损的行业和人群来说，损害是切实的痛，利益却似乎只是别人的快乐。

进入21世纪以来，反对「全球化」的声音从未停止，他们最常用的武器就是重商主义。有趣的是，反「全球化」的人反对的往往是进口，很少有人反对出口（当然，国内也有）。

贸易的作用远不止互通有无，它一直在推动技术进步、文明融合和社会变化。西来的小麦改变了秦国的实力，也改变了中国2000余年的格局和饮食文化。只要有贸易，就会有交流，也就会有改变。这种改变让一部分人欢欣鼓舞，也让另一部分人感到恐惧。

英国脱欧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体化以后难以遏制的移民潮和文化入侵，经济倒在其次。英国人无法既要自由贸易又要文化独立，于是选择一脱了之。今天欧洲大陆正深受这种文化冲突困扰，更显出英国人「先走一步」的眼光。腐国虽然日渐衰落，但在国际事务上，「外事不决问英国」有时确有道理。

今天的美国坐拥经济全球化的种种利益，却不想承担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加上思想深处百余年的孤立主义传统，各种「脱钩」「断链」的论调也就有了市场。最近，特朗普用关税打压加拿大，可这两国经济深度融合，一些汽车零部件的生产甚至要在两国之间往返多次，如果每次都征收高额关税，两边的企业都将难以为继，更不用说还有更复杂的供应链。

贸易赤字与汇率

特朗普反复强调的「贸易赤字」究竟是什么？在重商主义者眼里，赤字就是真金白银的流失，他们有意忽视了用真金白银换来的货真价实的商品。既要拿到东西，又不想流失金银，那就只有抢，所以历史上很多重商主义者其实和强盗无异。

一般的供需理论认为，贸易赤字会使外币需求增加、本币需求减少，从而导致本币贬值。很多人对贸易和外汇的认识也就止步于此。遗憾的是，这种看法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它其实只是重商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决定一国外币需求的主要是资本项目的需求，例如直接投资、金融投资等，经常项目（贸易）的需求在其次。资本项目的需求规模与经常项目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它受市场前景、经济自由度、未来预期等多种因素影响。所以，真正开放的国家，无论贸易平衡状况如何、经济规模大小，都很少去关注所谓的「顺差」或「逆差」。遭遇外汇短缺和汇率动荡的国家，往往经济封闭，或者实行资本管制，或者政策反复无常。

美国常年有万亿美元级的贸易赤字，为什么没出大问题？因为美国的投资和金融市场规模超过百万亿美元，资本流动自由，服务贸易还有大量顺差；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在全球市场有巨大的流动性需求，也是百万亿美元级别，所以区区万亿的货物贸易赤字从来没有掀起多大浪花。反过来看，那些需要维持大量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国家，往往在资本流动、经济开放、市场预期等方面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贸易逆差从来算不上经济问题的真正原因，却常常被拿来当作经济问题的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