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和上海的关联。
在大连，最常去的饭店是星海广场的上海城。喜欢那里的阿婆红烧肉、杭州酱鸭、宁波烤菜、香糟黄鱼、酒酿元子、塔菜冬笋、四喜烤麸、松鼠鳜鱼、大闸蟹、鸡毛菜、小笼包……无论是家人聚餐还是同学叙旧，选择上海城的时候很多。
2004年留学回国，坐全日空航班。在机场过磅时，一个四五十岁的女人走过来，很干练，扫了一眼我们的行李说：每一件都超重很多，逐一过磅要交不少费用。她让我们等一下，然后走到值机柜台后面说了几句话，航空公司便直接放行了。趁着检查行李的间隙，她随口聊了几句——她在洛杉矶机场工作，是上海人。
记得出国时在东京转机，一起乘摆渡车的一群日航空姐格外漂亮，与我印象里日本女人短腿小眼的模样出入很大，同行的男生们都大开眼界。下车才知道，她们是在日航工作的中国人，大多来自上海。
2004年到上海出差，临行前领导叮嘱：上海人的习惯，菜量很小，可能吃不饱，不够吃先应付场面，回头我们自己再出去——别让上海同行笑话我们东北人太能吃。结果上海人对东北人的了解大概不比我们少，每顿饭都安排得非常丰盛，又保留了小份上菜的习惯，所以最多的一桌足足上了三十多种菜。回到大连后，到平日常去的川王府吃饭，脸盆大的盘子一上桌，顿时有些晕。
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从小学到今天，这个概念一直如此，只是不知道该用什么指标来衡量。上海的大，既不在于城市规模，也不在于城市格局——这两方面北京要大气得多。上海的大，在于经济实力，再往后说，还在于文化的力量。
无论考古学把上海的历史提前几千年，上海真正的历史起点仍然是鸦片战争。尽管听起来不舒服，鸦片战争却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上海是英国主导建立的自由港与定居点（租界的英文 Settlement 本就是定居点之意），《南京条约》里写得明白。我们讲到不平等条约，往往偏重赔了多少银子，其实影响更深远的是主权让渡——允许英国人在我们的主权国家治下实行经济自治。中世纪以来的欧洲历史，自治与城市始终密不可分，城市是那个时代人们实施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特区。随着城市影响的扩大，自治的概念不断延伸，终于漫及全国，自治权的争夺本就是欧洲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组成部分。即便到今天，城市自治仍是绝大多数欧美社会的基础。
英国占据上海后，上海才开始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上海。它沿着欧洲中世纪的模式走上城市化道路：工商业自由与城市自治。这套模式放在中国的背景里格外突兀，因为中国几千年的传统里，城市向来是权力的中心——都城、州府所在地，而非工商业的聚集地。权力集中的地方必然伴随着管制与服从，地方皆是王土，市民皆是王臣。人们只有在上海这片土地上才发现，生活里方方面面需要自己来处置，也就是自治。
自治是自由与责任的混合物。没有责任的自治是地痞，没有自由的自治根本算不上自治。所以一座自治的城市，需要市民具备参与意识、责任意识与规则意识。与城市自治和工商业自治相伴而生的报纸、杂志、电影、洋行、近代教育、交通通讯，也最早或很早在上海出现。当这些元素不断积累，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领先地位已是国内其他城市无从比拟的。那时的上海是远东第一大都市，真正国际化、按照世界通行规则运转的城市，所以才当得起"东方巴黎"的称号——一个旧体制下的城市，是撑不起这样名号的。上海是中国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
中国传统的社会阶层是士农工商，宗教与军队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地位并不突出。传统城市里，社会规则围绕士、农展开，说得通俗些，就是官僚与农民之间的规则：官场的基本逻辑是谎言与暴力，农民的基本逻辑是随意与自我。欧洲城市以服务工商为主要目的，工商社会的基本规则是利益与契约、世俗与理性。与中国其他城市相比，上海更像一座工商城市。商业是狡诈的，但商业是有规则的；商人是逐利的，所以商业社会是现实、世俗的——商业利益离不开他人的合作，过于赤裸的逐利行不通，所以商业社会也是讲究体面的。
上海人看其他地方的人都是乡下人，这话并非全然是歧视。在北京坐地铁，几乎每天能遇到农民工，车来的时候直接抢到队伍最前面，完全不顾后面排队的人；随身携带很多包裹，路很远却堵在门口；说话全车厢都能听到。我认为他们是谦卑的、小心翼翼的，甚至有些敏感，无论如何不会是傲慢的——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熟悉的规则和文化在生活。上海的文化与规则和中国绝大多数城市都不一样，对规则的理解不一样。
在上海地铁站买票，发现自动售票机并不方便，心想这么现代的城市为什么不把这个问题解决好。走到人工售票窗口才发现，上海地铁除了一次性车票，还有日票和三日票，用起来像月票一样方便。这样的安排在欧美很常见，在国内却是第一次遇到。城市越现代，制度越人性化，反之亦然。
在酒店停车，没有车位，就停在路口，仍交了三十元停车费。过了一个多小时，停车场的人打电话来，说有车位了，可以停到里面。我说不了，下着雨，太麻烦，停哪里都一样。他说：不安全。我说买了保险，车里也没有贵重物品。说了半天，他还是坚持把车停到里面去。重新停好后，他对我说：我收了你的钱，就要帮你把车子看好。不差言利，尽职尽责，这正是商业文化——或者说上海文化——最好的注脚。
在繁华的淮海路，无意中看到上海香港三联书店，店面不大，却临街而立，经营压力想来不会小。我对繁华街头的小书店向来感兴趣，便走进去看看。书店的品味不错，买了几本关于波普尔和林达的书。真正的文明，繁华与读书是不会冲突的——如果在一座现代城市里，人们的消费撑不起繁华街头的一家书店，那无论是这座城市还是这群人，都是缺乏内涵的，连附庸风雅都算不上。
易中天说，雅致是上海的空气；其实说雅致是江南文化的空气也无不可。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出现却没有成长起来，差的不是雅致的空气，而是重视规则与自治精神的商业社会土壤。虽然同样地处文化江南，上海在这一点上却与众不同。所以上海人喜欢说：阿拉上海。
这次到上海办事，有两天空闲，便在网上订了车，自己开，走走停停，随心所欲，一个人感受城市。这种方式几乎包含了我喜欢的所有要素：一个人，陌生感，参与感，自力更生，有挑战。本来可以租带司机的车，但不喜欢那种方便。
上海的道路标识相当合理，只要记住几条环线、高架路和标志性地点，基本能搞定。当然，为了防止开到日本去，还是租了带导航的车。事实证明，导航基本上是一种心理安慰：我们意见一致时，跟它走没有错；有分歧时，多半是我对了。曾经有一段路，导航一路提醒我前方掉头，我一边做着心理斗争，一边我行我素，它和我僵持了半小时，我到了目的地。
上海是一座很现代的城市，虽然可以认为陆家嘴那些高楼就代表了现代，但我认为，现代的标志是大品牌都不敢错过在这里存在。国外的小众品牌也会在你不经意间出现在街头。今天的中国，稍有一点开放气象的城市都有 LV 和 CD 的广告，但很多小众品牌根本不会去那些不够开放的城市，至少一开始不会。Banana Republic 至今只在上海有旗舰店，北京都没有。Lladro 的瓷器只在上海、北京少数几家店里出现，款式有限；而在东京银座的 Lladro 专卖店，无论数量还是款式都令人叹服。我甚至在上海看到了 Lalique 水晶的广告，惊鸿一瞥，不确定是否有店，但名字不会看错。与施华洛世奇相比，Lalique 的知名度要小得多，却是小圈子里追捧的名品。支撑大品牌，只要人傻钱多就够了；支撑小众品牌，需要一座城市里有足够数量的特殊消费群体。这就是上海与其他城市的区别。
上海最有名的商业街是南京路，但上海人更喜欢去淮海路购物。我虽不是上海人，也更偏爱淮海路。从南北高架很容易找到淮海路，顺路走下去便是。这是一条不长也不宽的街，西段老房子居多，都不高；东段现代建筑多一些。我曾想测一下淮海路的长度，开车边走边看，一不留神开到了浦东陆家嘴。
淮海路两侧的老房子很有特色，虽然不是高楼，感觉却更像城市。淮海路的商业也不止这一条街——在工商银行路口南侧，无意中发现了几个街区，同样很有味道。维护完好的老式房子，有历史的品牌，代表现代工业的企业，代表时尚与忙碌的女人——画面具备了我想要的所有元素，没有任何多余。我把车停在那里至少半小时，突然想到余则成和翠萍，尽管他们的故事发生在天津，但画面的质感并没有多少区别。哈尔滨的中央大街也是这个味道，巴黎也是——很多有历史、有故事的城市，都是这个味道。历史与现代的融合，无论是历史还是现代，都因此显得更加动人。
